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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發費用增長緩慢 日本還是研發大國嗎?

來源:東方新報 作者:本報特約評論員梅巖 時間:2018-05-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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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報道,日本企業研發費用增長已遠遠落后于海外企業,從截止至2017年的10年增長率來看,除日本外的亞洲各國平均為410%,美國為86%,而日本僅增長了12%。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推動下,人工智能等領域掀起了投資熱潮,在這樣的背景下,研發投資增長緩慢可能會嚴重損害日本的產業競爭力,這一情況引起了各界的關注和憂慮。

日本產品一直以質量優、技術水平高著稱,日本每年專利申請量也一直排名世界前列,因此日本給外界留下了研發大國的印象。通過分析可發現,日本的技術研發與歐美發達國家有著明顯的不同,日本的研發能力也有著明顯的“短板”。

一般來講,技術革新可以分為兩類,革命性革新和改進性革新,日本企業更擅長的是后者,比如在汽車制造技術方面,日本汽車企業對歐美汽車的技術進行了“優化”,造出了更小巧輕便、更省油的家用型汽車,這樣的改進也使日本汽車的競爭力獲得了提升。日本企業更擅長改進型革新,并不是因為日本企業缺乏原創精神,而是由日本經濟的“后發性”決定的。

日本經濟在戰后迅速恢復,并一躍成為世界最主要工業國之一,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引進歐美先進技術,讓日本工業發展水平快速提升。二戰前,日本工業的規模和技術水平都遠低于歐美,戰后,日本確定“貿易立國”方針,極力提升重工業和化學工業水平,這一過程也被稱為日本經濟的“重化學工業化”。為實現“重化學工業化”,日本推行了“產業合理化”,也就是推動企業合并重組,以擴大經營規模,同時大力從歐美引進先進技術,實現技術迭代。

這一時期,日本能從歐美各國以比較低廉的價格引進技術,一方面是因為日美同盟的存在,使日本在經貿領域得到了美國的支持,另一方面,還因為日本的技術引進依靠的并非企業力量,而是國家力量。高速增長時期,日本的技術引進大都由國家主導,通產省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,由于全面掌管日本的貿易、工業等事務,通產省在與歐美企業討價還價時就有了更多的籌碼,可以竭力“壓價”。在獲得計算機生產專利許可時,IBM本來要求日本企業支付7%的許可費,通產省以日本市場的準入資格為籌碼,迫使IBM降低了要價,最終接受了日本企業只需支付5%許可費的條件。

完成“重化學工業化”后,日本企業的技術能力已經進入世界前列,但這個過程就像是“揠苗助長”,并沒有讓日本企業培育出完善的研發機制和強大的研發能力。日本引進和改良歐美技術,根本目的是為了實現“貿易立國”,因此,日本的技術改造重點都放在了外貿相關產業,如鋼鐵、汽車、機電、電子等,其他領域的技術改造進程都比較滯后,而這些產業往往會成為日本經濟國際競爭力的明顯短板。最典型的當屬農業,日本的農業不僅受制于耕地面積狹小,更因農機普及率較低,更多依靠的是精耕細作,結果造成成本高、抗風險能力弱等問題,日本農產品在面對歐美同類產品時毫無競爭力。

注重改進型革新,讓日本工業產品可以在較短時間里提升國際競爭力,但缺乏原創性、革命性創新,讓日本企業在技術改造中更多的是“知其然”,而非“知其所以然”,因而很難把握產業發展的方向。日本的機器人技術位居世界前列,在機器人應用和與人工智能技術結合方面,歐美企業有著明顯的優勢,日本企業則更多地把機器人用于直接服務生活和娛樂領域,這種發展方向上的偏差讓日本企業在新技術革命中,雖能跟上潮流,但卻往往事倍功半,甚至誤入歧途,這也是很多人喜歡用“科技樹點歪”(指天賦和能力用錯了地方)形容日本企業的原因。

由通產省引領的技術引進機制,讓日本企業獲得了更多的保護和支持,也讓日本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受限。高速增長時期,“日本制造”逐步走向世界,但日本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內需增長,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遠低于同期西歐各國的水平,進入90年代后,日本經濟“內卷式”發展趨勢更加嚴重,企業開始忽視國際市場,結果出現了日本產品只能滿足本國市場需求、無法融入海外市場的“加拉帕戈斯現象”。當下,過于偏重內需、依賴非市場力量支撐等問題,仍是日本企業增加研發投入的阻礙。

日本的經濟大國地位形成于“貿易立國”,而“貿易立國”又得益于技術引進,這讓人們普遍認為技術研發對日本經濟有著重要影響。實際上,經濟高速增長時期,日本經濟的增長動力并非主要來源于技術研發,高儲蓄、高投資的經濟結構,日式管理制度中的終身雇傭制、年功序列制、企業工會制“三大法寶”,大量存在的小型企業和小轉包商成為經濟困難時期的“緩沖閥”等因素,共同支撐了日本經濟戰后的高速發展。“泡沫經濟”破裂后的一段時間里,日本企業對技術研發的投入并未出現滑坡,日本的專利申請量也持續增長,但日本經濟卻滑入低谷,增長率長年維持在1%左右。技術研發投入增長沒能轉化為經濟增長的動力,在經濟學界,不少人都把日本當作了“技術創新與國家經濟績效無關”的典型,究其原因,一是“科技樹點歪”讓日本的技術成果往往“中看不中用”,二是眾多機制性障礙的存在,讓企業、大學、科研機構的互動不能順暢進行,也就無法形成“科研產業聯合體”,讓技術改進難以直接轉化成經濟增長的動力。

盡管技術水平已位居世界前列,但日本的經濟結構仍未完全擺脫“后發性”特質,其癥結就在于日本未能建立技術驅動型經濟。技術研發投資增長趨勢無法與世界同步,企業在技術改造方面的積極性降低,長此以往,日本經濟將難以維持高水平發展,即使能維持專利申請數量不斷增加的勢頭,日本也只能是技術革新方面的“數量大國”,而無法真正成為“先發國家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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